君子当立于危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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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纳丽·奥康纳：
君子当立于危楼之下
■云也退
弗兰纳丽·奥康纳的小说，
是对“墨菲定律”的最好诠释：
如果一件事有可能发生最坏的结局，
它就一定会发生。
“南方出来的一切，都会被北方读者称为诡异，但它若的确诡异，那么就会被视为是写实的。”
grotesque一词，总被用在美国南方作家弗兰纳丽·奥康纳的小说上，把它译作“诡异”再合适不过了，倘若说，像一个圣经推销员偷假肢，或者一个所谓“先知”专偷侏儒木乃伊，类似这样的设定还不够诡异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情节能当得起这两个字的呢？
而开头这句话，就是奥康纳对扑面而来的疑问给出的解释，读起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解释异曲同工：魔幻只是外人的感觉，对真正的阿拉卡塔卡土著而言，《百年孤独》所写大多平平无奇。最魔幻（诡异）的也是最现实的，只是，他们讲得愈圆润，愈显得莫测。
美国“南方文学”有三位主力女作家：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和尤多拉·韦尔蒂。这三个人的肖像摆在一起看，很有出自同一方水土的即视感，眼神都有着相似的阴郁气息。南方的气氛和北方截然不同，南方的水土里含有压迫、禁锢的毒素，蛮荒没有远离，而暴力存在于普通人的潜意识中。相比另两位，奥康纳更喜欢露出刀锋，就像其长篇小说《暴力夺取》、《智血》书名给人的印象一样。
在正常的认知里，慈悲和优雅是属于文明的，但奥康纳却要让暴力蛮荒与慈悲和优雅感共存；在正常的认知里，人们认为暴力是偶发的，且同时摧残受害者与施暴者，而奥康纳却要触犯他们，她笔下的暴力，尽管不是天天发生，却能带给人一种快意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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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寻》这个短篇，进入到各种短篇小说经典的选集里，也被每一个创意写作课程拿来条分缕析。奥康纳生前谈得最多、当众朗读得最多的也是它，大有把它作为理解自己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的意思。故事中，一家三代驾车出游，出车祸翻车，遇到了三个带枪的男人，惨遭灭口。最后一个被杀的是老祖母，她跟杀手，一个绰号“不和谐分子”的逃犯，有一番对话，她说起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在家人一个个被杀之后，她还徒劳地希望感化杀手。
“老太太的脑袋顿时清醒了一会儿”，此时她死到临头，“看见男人扭曲的脸凑近过来，”但那张脸，在老太太眼里“像是快哭了”。“她低声说：‘唉，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肩膀。不和谐分子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对她当胸开了三枪。”
老祖母的死状，奥康纳是这么写的：“她半坐半躺在一滩血泊中，双腿像个孩子似的盘在身下，对着没有云的天空露出微笑。”“不和谐分子”对此留了一句评论：“她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的，如果有人能每分钟都朝她开一枪的话。”
用奥康纳自己的话说，这是个“蠢老太太”，谋杀对她而言是一件“好事”，成全了她的自我期许——做个好人。奥康纳的一个解释让人若有所悟：“我发现暴力有种奇特的能力，它能让我的人物回到现实，让他们准备好迎接自己的优雅一刻。他们的头脑是如此顽梗，除了暴力，其他东西都不可能起作用。”老祖母在危机时刻意识到了她所需要的拯救，她不想一了百了，她所受的基督教教育让她时刻明白如何做个好人，甚至能够在命在须臾的时候，在道德上认同即将取自己性命的人。只可惜，那冷血的杀手并无意领会他的爱与认同。
奥康纳说过，一个好故事应该让读者“细思恐极”。她要求读者站在一种“危楼之下”的处境里，仿佛写一个不够残忍、不够黑色或者有着转危为安的趋势的故事就会惯坏他们，让他们怠于危险的想象。如果老祖母的命运真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如果一个冷血的灭门故事真的能让人心碎，痛恶暴力者的残忍或受害者的不争，那就表明，这是一个慈悲仍然可能存在的世界。奥康纳不要这种效果，《好人难寻》的结尾表明，她像一个邪恶的保姆一样“照顾”读者的感情，如评论家克拉拉·C.帕克所说：“每当我们开始心生恻隐，她就向我们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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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分子”的英文原文Misfit，满满的都是寓意：不和谐，格格不入，要比Outlaw之类的词更给人以联想空间。很多人把“不和谐分子”看作纯正的恶的化身，看作撒旦式的人物，他的邪恶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在杀人越货一类社会新闻底下的评论里常常看到的那种所谓的“社会造就”的罪人，他的罪行不需要从其人生经历中去找成因。他似乎就是靠杀人活着的，连“反社会人格”都谈不上。最可怕的是，正是老祖母显示的优雅、慈悲和爱，将这个男人的恶激发至疯狂的程度。
但是奥康纳却说，她并不想把“不和谐分子”与邪恶等同起来。她在一封给约翰·霍克斯的信中说，“不和谐分子”也感到了痛苦，正是由此，他被慈悲触动。表面上，他无情拒绝了老祖母呈现给他的慈悲——老太太凭此自我代入到了耶稣的角色里，一个能够爱自己的敌人的大善人——但是，他的拒绝含有讽刺，因为他之前暗示，自己不识也不信基督教慈悲为怀的理念，是因为很遗憾，他没能亲眼看到耶稣如《圣经》里所说的那样起死回生。
“‘我不在场，所以没法说他没有（起死回生），’不和谐分子说，‘我真希望我在场。’不和谐分子用拳头捶打地面。‘我应该在那儿，如果在那儿就会知道了。’”
出身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的奥康纳，因何写出这样的小说，让她的读者和研究者都大感兴趣，一位传记作家让·卡什为了给奥康纳写传，甚至给1945年从佐治亚州立女子学院毕业的所有毕业生都发了一份问卷，她们都是奥康纳的同届校友。
也就是毕业那一年，奥康纳的英语老师把她的一些短篇作品给了爱荷华大学的作家班，给她赢得一个奖项。两年后，奥康纳得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并开写她的长篇小说《智血》，一部如同她的短篇作品一样渗透着许多基督教圣经要素的诡异小说。
少女时代的奥康纳
她的生命历程以五年为一阶段：1945年当上职业作家，天才刚刚振翮不久，1950年，年方25岁的她就病倒了，很快连在医院爬楼梯都很吃力，又过了五年，她的生活再也离不开一副铝拐，其天才和体质之倒挂程度，跟比她大八岁的卡森·麦卡勒斯真是如出一辙。
就凭着这种体质，靠着母亲的帮助，奥康纳应邀去各国参加阅读会，发表演讲。也就是1955年，收入《好人难寻》的同名短篇小说集首次出版，1960年，她又发表了第二部长篇《暴力夺取》。虽然平时爱谈《好人难寻》，不过，奥康纳说，《黑人雕像》才是她本人最满意的作品，写的是一位来自佐治亚州偏僻地带的海德先生，陪同他的孙子尼尔森进城的经历。
尼尔森之前从未见过一个黑人，这回连续见到，他着迷的反应令爷爷鄙视，但后来，爷爷在不小心冲撞了一个白人后的卑琐举动又让孙子怨恨不已。奥康纳的小说里随处都有恶意，祖孙俩在内心深处已经互相捅起了刀子，不过结局却是二人和好：他们看到草坪中央的一个黑人吃西瓜的石膏像，不约而同地站住了，“像是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或一座纪念他人胜利的纪念碑，共同的失败把他们带到了一起。他俩都感觉它像是慈悲之举，消融着他们之间的隔阂。”
“好人”一词再度出现在关键的地方：“海德先生之前不知道慈悲是怎样的，因为他一直是个好人，现在他明白了。”这个“好人”当然是海德先生的自居，是奥康纳的讽刺，正如枪口下的老太太一样，他不晓得慈悲是什么样的，也正如他孙子没有见过黑人。奥康纳一直盯紧了南方人性格里的一种自欺的习性，他们大多很穷，却自以为正义，这种习性掩护了也催眠了他们；海德先生是幸运的，因为在奥康纳这里，动刀动枪的暴力才最适合唤醒他们，戳破这些普通人虚幻的优越。
另一篇名作《善良的乡下人》，又呼应着“好人难寻”的主题。这一次，奥康纳把主角设置成了自己：一个32岁、装一条假腿、考出了好几个学位的大个子女孩乔伊（后改名哈尔加）。她想勾引一个卖圣经的乡下男孩，他自称是基督徒，一个“善良的乡下人”，结果他却利用亲吻和抚摸来达成了羞辱她的目的：拿走了她的木腿。男孩的临别赠言，和“不和谐分子”的结束语如出一辙：“你没那么聪明。我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
就像老太太的基督教慈悲无法唤起读者的同情一样，乔伊的被欺骗也给人一种无可救赎的观感：虽然乔伊是个无神论者，但她和虔诚的老太太一样，都是伪的，高学历被她拿来用于自欺，用于把持对他人的优越感，其实毫无用处。奥康纳总是让一些本该受同情的人物遇到更大的挫折，乃至承受暴力的揭露还显得“活该如此”，充其量，他们只是一场闹剧里的主角，他们陷于绝境的过程不欢迎同情，而总是让人想发出刺耳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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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笔下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给她区区39岁的生命染上了更多的宿命色彩。例如燃烧的太阳，五颜六色的衬衫，被毁伤的眼睛。它们都与伤害有关。在《火中之圈》里，作家每次写到太阳，就暗伏着一群男孩对起火的预感，科普太太让他们欣赏落日，而他们回以愠怒的抬头瞪一眼：“目光越过草地和前面两片牧场，看到灰蓝色的树木像哨兵似的排成一排”，一副大敌当前的画风。“肿胀”，这个容易引发生理不适的词不仅用在手脚肢体上，也常被奥康纳拿来描述日月，在《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这部短篇集里有一篇《格林利夫》，女主角梅太太端详着落日，感觉它“开始缩小，变白，直到看上去像一颗子弹”——预示着她的命运。
还有一个常见的意象是孔雀。《流离失所的人》这一长度接近中篇的故事里，老牧师期待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他的期待化成了一只孔雀；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一篇中，聋姑娘有着一对“像孔雀脖子一样蓝的蓝眼睛”，而且她只学会了说一个词“鸟”。在《善良的乡下人》里写到乔伊时，奥康纳说她“对假腿的敏感，就如同一只孔雀对自己的尾巴一般”，长篇小说《暴力夺取》中，小女孩的祈祷语里提到了“孔雀尾羽上的一千个太阳”。
孔雀是奥康纳心中对自由与美的化身，她在一篇题为“与一只孔雀相伴”的文章里说，她想要许多许多孔雀，以便自己一出门就能碰见一只。然而，乔伊的假腿只是她的弱点所在，而聋姑娘的美目也是毫无用处的——这就是“上帝的慈悲”的本质。
如果读过福克纳的小说，你就会发现，奥康纳写的乔治亚州的白人家庭，跟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世系有多么大的相似：这些家中往往有个愚蠢、无能却又心怀恶意的男主人，有一个喜好注意隐秘的传染病和不为人察的畸形，而且动不动就责骂孩子的太太，而他们的孩子多少都发育不健全，贪吃，脑子还不太好使。这样的组合，在作家的笔下天然便是邪恶的，杀个人放个火什么的是分分钟的事，受到欺辱也没有冤情可诉。
著名的“墨菲定律”说：如果一件事有发生最坏的结局的可能，它就一定会发生。奥康纳的小说犹如它的文学化身。你害怕会发生的事都必然发生，迫使你更新自己的期望，去体会宿命的残忍，以及作家神奇地熔铸在其中的美的感觉。她称这美感为慈悲，你若换一个词也不妨事——比如“宽恕”。
害怕着火的人家中着火了，害怕公牛会带来伤害的人被牛角刺穿了心脏，不能承受任何羞辱的人遭受了最惨重的羞辱，自命的好人被射杀。但我们所要的慈悲，不能在坏人幡然悔悟中找寻，更不能在好人临终时受的精神安慰里浮现——这些都是奥康纳拒绝给予的。她所设定的“理想读者”，偏立于危楼之下，拥抱惊吓和真实的威胁、幻觉的升起与破灭以及宿命的隐与现：隐时如鬼魂，现时如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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